相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给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世纪”）总裁朱荣恩以很大震撼，不仅是因为此次次贷危机的波及范围广、对世界影响深，更是因为次贷危机将资信评级推到了台前。
究竟谁是本次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众多经济学家一致将矛头对准了投行、资信评级公司和监管部门。“其实资信评级公司是受累于其他公司。”从事了十余年资信评级的朱荣恩向《中国会计报》倾诉。
评估公司的偿债能力
“连卖葱姜的老太太在买债券的时候都知道，三个A总比两个A好，一个A+总比一个A好。但是，就是这么简单明了的对企业的一种评级方式，背后的文章却不简单。”朱荣恩对此有点无奈。
做资信评级十几年，直到现在，在进入企业做评级的时候，朱荣恩仍然会遇到企业为自己辩解：“我们企业是国家级的”、“市长来我们这里视察过的”、“书记的题词要不要给你们看看”等等。更有甚者，还在把资信评级当做是评优，而面对评级结果，有些企业甚至对评上A-都不满意，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希望评级公司将A后面的“—”号去掉。
这样的误解让朱荣恩哭笑不得，也让朱荣恩对中国资信评级事业多了一份担当。
因此，在做评级的过程中，朱承恩不仅要做业务，还要“兼职”资信评级的“扫盲员”。
朱荣恩告诉记者，他很理解企业的难处，资信评级公司哪怕对企业的评级只是差个“+”、“-”号，对其融资成本的影响少则也要上百万，多则上千万。比如，仅从A级到AA级，企业的融资成本就要相差0.5%到1%，若在一个级别里面微调，一个A+和一个A-之间也要相差0.3%到0.5%。企业如果要发行10亿债券，评级相差一个级别，其融资成本一年就要增加上千万。这样的影响任何企业都不敢小觑。
带着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新世纪”始终坚持在评级中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将资信评级做成一个品牌是其始终不曾放弃的目标。“国家既然把这个权利赋予我，我就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来，能帮企业的地方我会帮，但同时，该是怎么样，我也要讲清楚。”朱荣恩说。
方便投资者投资
“现在，资信评级行业已经成为世界金融市场运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朱荣恩说。虽然与美国资信评级上百年的历史相比，我国资信评级发展的历程还太短，但随着我 国经济的逐步发展，资信评级行业将逐渐被完善起来。
“我国以往的融资主要都是一元结构，即通过贷款来达到融资的目的，改革开放以后，才变成贷款和股票并存的二元结构。”朱荣恩分析说，目前，我国的债券数量还很少，尤其是企业债券。国内银行所吸纳的老百姓存款大约有5万亿左右，可见，企业债券的市场仍有很大发展空间。
目前，美国企业融资80%来自于债券，不仅如此，企业还可以不通过银行协助，让老百姓直接参与企业的融资。这不仅使企业可以更有效地获得资金，对于老百姓来说，也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息收入，从而提高老百姓参与企业融资的积极性。
“目前，我国已经启动了从二元融资到三元融资模式的转变。”朱荣恩认为，融资市场的完善将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对整个市场的发展十分有利。
打造国际理念的民族品牌
尽管中国资信评级市场目前仍处在起步阶段，但最终是要与国际接轨，打造自己的民族品牌。新世纪义不容辞地走在了前面。
去年8月6日，新世纪与美国标准普尔正式达成技术合作协议，共同搭建互利平台，以分享双方的专业知识与经验。
实际上，这项合作早在2007年就已在谈判，最初标准普尔提出要与新世纪进行股权合作，朱荣恩婉言拒绝。朱荣恩说，两家公司的合作应该建立在彼此了解的基础上，应该从技术合作开始。在签订合作协议前的磋商中，标准普尔拿出了一个技术合作的法律范本。但在这个法律范本中，不仅使用的法律是美国法律，其仲裁地也在美国，而且主要是以英文写就的。朱荣恩感到，这已经不简单是两家公司的合作问题，已经关系到我们国家的主权。
所以，在看到这个法律范本后，朱荣恩对此提出了质疑。当标准普尔的律师解释说“所有与标准普尔进行技术合作的公司都是这样的，而且中国政府有规定，只要是不涉及股权的合作都可以到国外仲裁”时，朱荣恩当即回应：其他公司接受你们的条件，那是因为他具备了相应的条件，我不懂美国法律，也没有钱跑到美国去仲裁！朱荣恩的坚决态度，让标准普尔改变了做法。两家最后达成的协议是：使用中国法律、在中国仲裁，合同中中英文同时有效。
“中国资信评级市场要走国际化道路的决心是肯定的，但是国际化有多种道路可走，我们与标准普尔的合作，只是着眼于长远，因为目前，我们的战略还不是要走出去，而是立足国内的发展，力图打造国际理念的民族品牌。”朱荣恩告诉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