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16至18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宏观政策不急转弯。如何看待2021年具体的财政安排？地方政府财政困难，地方债务风险是否会进一步暴露？新京报围绕这些问题采访了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刘尚希。 　　在刘尚希看来，财政政策要与社会经济状况、对冲公共风险的需要相匹配。2021年的不确定性还是相当大，面临的风险挑战不亚于2020年。因此，2021年的财政政策要按照中央提出的“不急转弯”的要求，政策调整的曲线和节奏必须是平滑的，阶段性的财政政策安排不能大规模的退出。“财政赤字率不能大幅的下调，在取消抗疫特别国债的同时要在其他方面保持支出的强度和力度，适当压缩专项债的规模同时适当增大中央的债务。”刘尚希建议。 　　2020年河南永煤等国企信用债违约现象引发关注。在刘尚希看来，类似永煤国企信用债违约不排除和地方政府债务压力过大有关。“未来在行政和市场的双重约束下，地方政府可能会想办法千方百计不违约，但地方政府隐藏、遮蔽或者后移债务风险的动机就会大大增强，以缓解偿债的压力。”刘尚希提醒，2021年地方债务风险进一步暴露的可能性不会太大，但我们要特别防范地方债务风险隐形化。 　　2021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十四五”期间财政如何发挥好扩大内需、保企业的作用？刘尚希认为，财税体制、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税收征管制度等都有改革和完善的空间。应把短期宏观政策和财税制度的改革结合起来，以稳定和引导企业的预期。 　　值得注意的是，“十四五”规划建议还提出，适当提高直接税比重。对此，刘尚希认为，直接税比重的提高是经济发展、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后形成的水涨船高的自然效应，短期内难以提高直接税的比重。对于直接税中的房地产税，他认为，房地产税出台的进度关键是看立法进度，目前没看到立法出台的迹象。 　　“应把短期宏观政策和财税制度的改革结合起来” 　　新京报贝壳财经：2020年，高层多次提出扩大内需和保企业。从在扩大内需和激发企业活力角度看，“十四五期间”财税制度调整改革的空间在哪里，或者说在这两方面财政如何发挥好作用？ 　　刘尚希：我一直认为，从中长期观察，科学的财税体制比税费的轻重更重要，财税制度的改革比减税降费更重要。目前看，财税体制、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税收征管制度等，都有改革和完善的空间。比如，中央和地方的财政事权关系要进行改革，而且这一改革可以和当前的转移支付制度的改革、财政资金的直达等结合起来推进；增值税的一个特点是保持税收中性，现在的三档税率和增值税的这一特征并不吻合。在尽量减少或者合并多档税率方面，也需要进行改革；个税上，个税的扣除、边际税率、综合征收的范围等都有很大的改革空间；备受企业关注的企业所得税也有很大的改革的空间，我一直的主张是，把扩大企业所得税的税基和降低税率结合起来进行改革，从而使得税负分布更加均衡。这是因为现在企业所得税通过五花八门的优惠，把税基变小了、缩窄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税率比较高，征收到的税收收入也是有限的。与其保持名义上的高税率，还不如扩大税基——税基扩大了，即使税率降低了，企业所得税的收入可能并没有真正减少，同时这还有利于引导和稳定企业的预期。 　　在进行改革时，应把短期宏观政策和财税制度的改革结合起来。财税改革不像短期的宏观政策那样，可以立刻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有些问题要从长计议，提前布局，需要把要解决的问题纳入到改革的方案当中，不能说宏观政策就是宏观政策，改革就是改革，搞成“两张皮”。比如，在我看来，减税降费的空间取决于财税改革的空间，进行减税